九成主播收入不如外卖员?一个新职业的真相浮出水面

▍时代迷思:什么是“好工作”?

对于每一个普通的、需要面对就业选择的年轻人而言,一个最寻常也最关键的问题是:什么叫做“好工作”?少数年轻人希望通过考研上岸、考公入编而获得某种稳定感,也有少数人向往通过网络主播等职业实现“财富自由”,还有一些人决定脱下“孔乙己的长衫”成为“蓝领”。同时,他们还面对着“35岁工程师被优化,转行开滴滴”“鹿哈月入500万,年收入超鹿晗”“博士竞争城管岗”等纷杂的舆论信息。

事实总会逐步发酵、变化,并逐渐展露其本来的面貌。在甚嚣尘上的各种声音中,最近一组关于网络主播和外卖骑手职业的数据受到广泛关注。《中国网络表演(直播与短视频)行业发展报告(2022-2023)》指出,“94.3%的主播月入5000元以下,月收入超过10万元的主播仅占全行业的0.4%;而2020年《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工资保障研究》显示,基于6.3万名骑手的调研数据,外卖骑手工资水平呈现出比较明显的正态分布,均值水平在6000元左右。有媒体据此评论,90%的网络主播收入都不如外卖员。小有名气的游戏主播贾圆在尝试转做外卖骑手几个月后表示,“骑手工作其实还行,午高峰晚高峰忙一点,但跑一单有一单收入,不像做主播,面对变化莫测的直播行业,心理压力很大”。

这些数字和案例似乎在暗示着游戏主播收入,职业的真实体验和实际情况正在越来越多地被看到。在更为清醒的观察之后,人们也开始思考,工作的目的究竟是什么,于生活又有着怎样的意义。从鼓励加班加点多赚钱到批判“996福报论”,从佛系躺平的自我调侃到内卷不停的群体悖论,现实环境的冲击与压力,迫使许多人重新思考职业、收入、生活、价值之间的关系。

网络主播和外卖骑手这两种职业的对比之所以会引起争议,根源在于二者都是网络经济时代的“新兴”职业,但又似乎代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职业面貌。前者看似靓丽光鲜,工作在镜头前,获得广泛的关注。不仅可以“拥有自己的粉丝”,还有成为行业头部、获得大量收益的可能性。后者的工作则是默默无闻的,每天穿梭在户外,难以通过工作实现一夜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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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现实并非简单地被一分为二。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加入各种新型职业的实践之中,以切实的自身体验对工作和生活进行观察和理解,更多真实信息和感受暴露出来,新的思考和分析也由此开始了。

▍工作“祛魅”:重思职业价值

几年前,直播行业是切入商品销售渠道的“破局者”。大量专业主播涌入视频直播间,为公众提供了充足的产品分析和信息,缩短了产品销售链条,降低了价格。这为消费者带来更多实惠的同时,也将产品之间的品质竞争展示地更加清晰,推动了各类消费产品升级。但经过发展,顶流主播成了销售流程中最大的“食利者”,各产品细分领域信息溢出,主播内卷、过度竞争的现象已经出现。

在直播行业的各种真相逐渐披露出来之后,人们才发现,从事主播这一行业,要承担持续的快节奏、高强度的日常工作。而能否在大量同行中脱颖而出,成为赚到红利的凤毛麟角者,不仅需要外形、风格、表现设计等方面的巧思,还要匹配平台规则和公众兴趣,外加运气的加成。主播如果不能成为头部顶流,收入并不理想。这与需要承担的工作量和心理压力完全不成正比。有的尾部主播,每天直播长达十几小时,也不一定有几个人打赏。大多数主播都困在流量焦虑中,等待似乎不可能的机会到来。成为头部之后,流量和相关的销量可以维持多久,也是个问题。可以说,每天都有许多人带着追求主播高收入的希望进场,又在反复的数据失败打击之后黯然离场。

相对的,加入骑手行业的个体,也传达出与刻板印象不同的感受。经营牛仔裤网店的韦先生称,原本想通过直播增加营收,可数据忽高忽低,便想到做骑手补贴家用。创业虽然更体面,但“跑一单有一单的钱到账,心里更加踏实”。而在自身工作不明朗的情况下,做骑手竟成了大厂员工缓解压力的方式:“学会了送外卖,哪怕某天真的失去了大厂的庇佑,至少饿不着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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骑手职业曾因偏体力劳动、服务业属性,被很多人认为没发展、不好干。但随着时间沉淀,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加入骑手行业。这证明作为一项职业选择,它给予了就业人群相当的空间。此外,外卖平台不断增强对骑手的劳动保障,社会公众逐步认识到骑手收入水平、发展路径的确定性。

此外,当代人在基本告别温饱问题后,更有安放自我的精神需求。在某种程度上,骑手职业的工作时间自由,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努力就有回报的特性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人们在本职工作中的精神焦虑。

在既往分析当代人就业的研究中,存在一种微妙的叙事取向:选择考公考编、当视频博主或自主创业,是值得羡慕的。因为这些职业选择不仅与人们的“社会身份”相称,还遵循着内心感受。但如果求职者主观不乐意或无法获得家庭支撑,进而选择做骑手、家政工等体力劳动岗位,研究更倾向于揭示他们如何承担了高度的社会压力、切断了职业发展路径游戏主播收入,而忽视了求职者在有限选择中发挥的能动性。一提及某些职业群体的社会面貌,大量的同情目光会聚焦在这群劳动者身上,进而催生出敦促工作条件改善的诸多努力。

以备受关注的外卖行业为例,正是这些饱含凝视看向“底层”的眼神,让底层的悲情与苦楚逐渐转化为流量密码。而事实上,从业者的真实感受是,“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烦恼,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委屈,没有必要说可怜谁同情谁,因为社会分工不一样……其实只要正常地尊重一下就可以了,做你就应该做的事情”。

各种类型的工作,都有其价值和意义。基于不同的从业特质和时间投入,工作的物质与精神收益也有所不同。因此,在“祛魅”的基础上,更为客观、平和、平等地评价不同职业类型,并允许个人根据自身情况进行选择,无疑是更为合理的价值取向。

事实上,如果将目光从当下放到更长的历史脉络中,类似“主播”和“骑手”的职业选择对比在社会中始终存在。前者追求或通过厚积薄发、一朝成名,或凭借成为时代弄潮儿,顺势而上获得“逆袭”人生的特殊机遇;后者相信勤劳致富,参与普通的、实际的劳动,在寻求确定性的付出、收益中获得安身立命之本。

在20世纪90年代,类似的讨论包括:是下海经商,还是坚守职业岗位?学艺术做明星,还是学技术成为医生、教师、工程师?做销售人员搏一搏,还是做产业工人踏实养家?

故事和宣传往往模糊了幸存者偏差,淡化了时代背景,忽略了客观条件。当时代浪潮的影响被正视,真实的事件与数据,以及不同角度的案例被客观地呈现出来,各种职业选择究竟会导向怎样的人生轨迹,不同的价值判断又会带来怎样的职业逻辑,才会逐渐清晰起来。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尤其需要看破纷扰的话题迷雾,在对各种职业进行“祛魅”之后,回归到人对劳动、职业、生活的需要,从根本出发点入手,重新思考,建立对职业和人生的合理规划。

▍自主与稳定之间:重新定义“获得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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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是个体社会化的关键过程,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每个人的生存处境和意义体验。如前文所述,在讨论择业议题时,研究和评论往往倾向于将创造性、上升通道、社会地位与认可度等要素,置于更靠前的位置。

这一前提忽略了一个非常关键的事实:对于身处时代洪流中的个体而言,最大的需求,是在其中获得自我定位和自我价值感,明确经济上和精神上的“获得感”,以及努力就有收获的“确定性”。

这也是为什么,外卖、快递、网约车行业会成为不少困惑、迷茫的职场人向往的就业选择。类似的工作同时兼具灵活性和稳定性,能为从业者提供一定的收入保障。相比于启动时间长、收入不稳定、充满风险和不确定的职业,这类在经济获得感上具有确定性,进入门槛不高的工作,能满足一个人对经济独立、自我支撑的要求。

而如果要超越经济获得感,讨论具体职业的发展前景、社会价值、意义空间、创造性贡献等议题,定式的思维也需要被重新打量。

事实上,在变动的时代之中,职业也面临新的挑战。每个人都需要不断更新职业技能,在重复的日常工作中不断发展和提升自我,或精进技能,或开发综合跨界的能力。成功的网络主播为了维持数据和收益,需要扩张团队、分散投资,提升团队管理和投资分析的能力。否则当流量散去,远高于普通人的收入也只能是昙花一现。而外卖骑手既可以不断提高熟练度,成为金牌骑手,增加单位时间收益;也可以开发组织协调能力,成为站长,进入管理团队;亦或用骑手收入补贴学业或创业,追求个人发展路径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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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把所有条件和结果摆在桌面上时,具体职业的“好”与“坏”,并不是完全绝对的。一些社会认知上、客观收入上的鸿沟确实依然存在,但继续赌博式地朝着所谓公认的“好工作”内卷,偏见式地加深对不同职业的误解,很可能会进一步强化壁垒,造成更大的矛盾。

一定程度上,精神和社会价值层面的“获得感”与社会文化对特定职业的认识高度关联。社会公众更倾向以经济收入、知识储备、社会资源的掌握等为标准,对职业的价值进行评判。但对个体而言,想象中的收入、知识、资源并不一定是真实可获得的,过度竞争的内卷痛苦反而实际存在。以多元的价值认知去看待每种职业,承认每个人在社会中的价值,同时思考如何基于客观的经济、发展现实给予每个职位、个体以机会和可能性,才是更加有利于良性发展的方案。因此,真实职业图景带来的“祛魅”效果,是一个值得重视的积极开端。

▍余思

时至今日,经济发展已经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当代人对于职业、劳动的价值理解,也在技术、文化的影响下,呈现更加多元的趋势。从全民追求白领职业,到轻体力劳动得到青睐,从斜杠青年的自我探索,到追求工作与生活的平衡,越发丰富的价值标准和理想规划,本身就是社会进步的体现。

随着时间推移,行业不断发展,信息更加公开透明,职业选择与劳动参与的目标,将越来越回归到创造美好生活、实现文明发展的本质上去。获得相应的合理报酬,则是实现社会经济循环的技术性路径。不断推进劳动-收入的逻辑关系,拓展社会对各种职业的全面认知,优化对个人基本生活权益的保障网络,可以提升每个人在工作中的获得感,让就业氛围和社会氛围更加和谐。

因此,如何客观评价各种职业,如何更好地保障每个诚实劳动者的基本权益,如何推动每个从业者在职业中持续获得价值感,进而在职业或生活上积极发展,是包括政府、企业、社会的所有个体,都需要不断思考、尝试、探索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