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的刘向在《说苑》中记录了一则与《诗经》有关的“父慈子孝”故事，魏文侯将自己不太钟爱的太子击封于中山，三年间都很少往来，一次太子击遣舍人赵仓唐向文侯进献礼物，文侯问太子平常读什么书，赵答《诗经》，文侯又问太子读哪些篇章，赵答《晨风》《黍离》。熟悉《诗经》的文侯当然知道，《晨风》写的是“未见君子”的忧伤心事，而《黍离》则抒故国之思，于是立刻赐给太子一袭衣裳，并敕令赵仓唐在天明之前一定要送达。
太子击受赐开箧之后，发现下裳在上、上衣在下，马上吩咐安排车驾，即要前往晋谒文侯。赵仓唐大惑不解，太子击解释道：君侯赐衣，其实不是让我御寒，而是下令召还，这就是《齐风》中的“东方未明，颠倒衣裳，颠之倒之，自公召之”。果然，太子复归其位，父子君臣皆大欢喜。
可见先秦时代的王公贵族，常会依据《诗经》所述来传递信息、理解隐义，使用其中的诗句来“编码”和“解码”，由此交流沟通，这样既能矜持含蓄地传递话语，亦使信息交换的过程具有一定的保密性。
作为中国现存最古的诗歌总集，《诗经》收录的作品并不很多，其存目311篇，实际只有305篇，因此又称“诗三百”或“诗三百篇”。一直以来，从无其他文学作品的地位能如《诗经》一样崇隆，这部被视为超越于一般文献的“经典”，所具备的“经典性”又显得那么独特而有魅力，它将远古许多隐微的讯息、情感和道理，凝聚缄存在一首首脍炙人口的歌谣之中，流传至今。
虽然有关《诗经》如何成书的问题仍待细究，但我们有理由认定，“王官采诗”的说法值得注意。“采诗”是从上古传下的制度，周王朝的统治者派出专门人员到各地采集歌谣，以此观风俗、察得失。也正因为如此，《诗经》作为“王官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贵族教育和培养体系中的一门课程和一部教材，它能够在贵族子弟尚未广泛深入接触社会之前，丰富和健全他们的知识和情感。
孔子在谈到《诗经》的益处时，特别提到它可使读者“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足见已将《诗经》当作一部博物著作甚至百科全书来看待。
钱穆在《中国文化史导论》中说：“要考察到中国古代人的家族道德与家族情感，最好亦最详而最可信的史料，莫如一部《诗经》和一部《左传》。《诗经》保留了当时人的内心情感，《左传》则保留了当时人的具体生活。”
家族和家庭的基础是婚姻和夫妇，《诗经》即以君子对淑女的爱慕和追求开篇，“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情感明丽温和，传唱千古采诗，脍炙人口；但《诗经》又不只将眼光囿于爱情，更对婚姻生活及其中女子的现实处境与内心世界寄予特别的观照和思考。
像《邶风·谷风》，写的就是一位女子在遭遇丈夫变心和另觅新欢之后，凄楚回忆当年生活，“德音莫违，及尔同死”的恩爱似乎尚在眼前，但当下所面对的却是对方“不我屑矣”甚至“比予于毒”的境况。读完整首诗而同情遭到遗弃的女子时，再反观篇首“习习谷风，以阴以雨”的起兴之句，便能更深一层感受到那种痛苦失望是如何迅猛暴烈地到来的。
与《谷风》相比，《卫风·氓》中的女子显得更为痛快决绝，同为诉苦，前者用对比的方式让读者为其痛失幸福生活感到惋惜，而后者则描述了男女由合到分的整个过程。我们看到口述者从矜羞自珍的少女采诗，变为坠入爱河的恋人，又成为“夙兴夜寐”的主妇，最终被“二三其德”的丈夫辜负，她并不耽于重修旧好的幻想，而是冷峻地说出了教训：“于嗟女兮，无与士耽”，并用“反是不思，亦已焉哉”这样的果敢结束了夫妻之间的糟糕关系。
《氓》的本意，似乎不像朱熹所说的那样是所谓“淫妇为人所弃而自叙其事以道其悔恨之意”，分明是为在家庭关系中处于不利地位且内心矛盾的妇女，提供一种新的指向和可能。
爱情和亲情的状态与特质，千年以来并无太多变易，《诗经》将彼时的情感沉淀凝固起来，流传至今，当然，这些标本之中也蕴含着不少历史讯息，它们是这些情感产生的诱因和制造者。
《王风·葛藟》将“家”“国”相系，战乱和灾害让流离失所的人们不仅饱尝肉体上的痛楚，更要忍受家庭破裂、手足离散的悲苦，“谓他人父，亦莫我顾”“谓他人母，亦莫我有”“谓他人昆，亦莫我闻”，三章层层推进，其间那种伤痛、卑微和隐忍，感人至深。
《豳风·东山》也是如此，极度思念家人和故园的战士远征归来，反复回忆离别前的场景、预想重逢后的画面，在这种强烈的情感面前，作为“宏大叙事”的东征自然退为一种背景，且将面临控诉和批判。
解读《诗经》并不是件容易的事，从汉代就已经开始的今古文之争一直延续了千余年。东汉以后，古文学派的《毛诗》盛行，郑玄作笺间参今文家说，唐代孔颖达作《毛诗正义》四十卷，“融贯群言，包罗古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语），被视为关于《诗经》的最重要著作。应当指出的是，《毛诗》尤好“以史证诗”，引入过多政教伦理的概念和说辞，为人们理解《诗经》增添额外的负担；而《毛传》《郑笺》对一些问题存在的不同看法，孔颖达常常强作调和，反而伤害诗义。到了宋代，朱熹撰《诗集传》而摒除《诗序》，事实上背离了汉人解诗的学术理路，显得更为扼要求是，但仍有不少基于伦理教化的穿凿和曲解。
孔子曾说，如果用一句话概括和评骘《诗经》，那么就是“思无邪”了。可惜朱熹对“思无邪”的理解有所偏差，他将本来“无邪”的诗篇内容视为“淫邪”，认为作者所以如此写是为了揭露这种“邪”而加以批判，因此动辄便说某某篇章为“刺淫奔之诗”。其实孔子足够轻松简约，不像朱熹那样拘束沉重，他认为《诗经》的内容及其作者的动机和态度，都是归于诚和正的，“正”规约“诚”不至于泛滥，“诚”使“正”更具备“仁”的内涵，正因如此，才能“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
前人称《蒹葭》是“《国风》第一篇飘渺文字”（牛运震语），惝恍迷离、意韵悠长，“所谓伊人”实际不知所谓，而“在水一方”也只是“宛在”而已，面对诗文的这种模糊表达，人们大多止步于“多识草木”，难以推阐诗义，最终把解释权留给了编造“本事”的解诂者，直到“五四”以后，以闻一多为代表的学者们才又重新认定它的情歌本质。
事实上，不论是多写个人的《风》，还是多写国事的《雅》和《颂》，都能看出“人”的诚与正，生活、政治、战争、仪式等等，无不承载着“思无邪”的精神，只不过相较于《风》而言，《雅》更多一些隐喻和转义。《小雅·节南山》批评“昊天不惠”，《小雅·巧言》不满“昊天已威”，《大雅·瞻卬》埋怨“天之降罔”，《大雅·文王》感叹“天命靡常”，均充满对“天”的怨怼和对居上位者的讥刺，这背后乃是“人”的意识之觉醒，而“人”之为“人”在于“明德”，也即处理好诸种关系：偏执臣忠、子孝、妻贤之一端是不适宜的，它同时也要求君仁、父慈、夫义。这时候，《诗经》变成一个给大家讲道理的说服者，而其目的，就是要建立理想的制度和理想的社会。
早期中国，文学和历史的分界并不明晰，在人们眼中，只要是文字记录，那么天然是为一种史料。阅读《诗经》，足以让我们重新理解文学和历史的关系，在这个基础上去看待它“思无邪”的物、事、情、理，是否会觉察到《诗经》里的那个世界，原来是既现实又理想、既功利又纯真的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