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 9期摘 要： 关于《诗》之源流，一个主要问题便是“古者《诗》三千余篇”，具体是怎么汇总到一块的。针对此，汉儒发前人所未发，由“献诗说”创出“采诗说”，虽然遭受一定的质疑，但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贡献是不可磨灭的。关键词： 献诗；采诗；刘歆；班固作者简介 ：闫晗，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山东曲阜，关于古时《诗》的数量，史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提到是“古者诗三千余篇”。那么多的诗，其时间跨度“克商以后下逮陈灵近500年”；地域跨度内至王畿，外达侯国，覆盖中原地区；诗之作者尊如公卿，卑若野人，阶层涉及广泛；诗之种类既有雅颂正声，庙堂之音，又有风俗鄙谚，乡俚民谣，究竟何以汇编缀成？对于这一点的解释，先秦古籍《国语》曾透露出一二，如： “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古之言王者，政德既成，又听于民，于是乎使工诵谏于朝，在列者献诗”。《礼记》亦云： “天子五年一巡守……觐诸侯，问百年者就见之。命大师陈诗，以观民风。”这段文字出现在《王制》一篇中，东汉大儒郑玄为之作注，特对其中的“陈诗”一词解释曰： “陈诗，谓采其诗而视之。”唐孔颖达进一步疏之曰： “此谓王巡守，见诸侯毕，乃命其方诸侯。
大师是掌乐之官，各陈其国风之诗，以观其政令之善恶。”综经、注、疏三者所言，点明周王到诸侯国视察时，令当地的乐官太师献诗以观其政风乃是王者之一礼制。夫《礼记》一书，乃是专记先秦古礼的，后为三《礼》经之一，不由得人不信，后世遂成“献诗说”。至汉儒，始创出一个“采诗”说来。先是刘歆言“诏问三代、周、秦轩车使者，遒人使者，以岁八月巡路，求代语、童谣、歌戏”，提出轩车使者和遒人使者两种与采风有关的职务。班固《汉书·食货志》复言“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另一篇《艺文志》则更是直言“古有采诗之官”。其后的许慎解字时亦提到“古之遒人，以木铎记诗言”。此三人的文字之间是否有承袭的关系，今人无从得知，更不能确定。但三人中首倡此言的刘歆亦绝非趁口乱道古事，其说盖本于《左传·襄公十四年》所言： “故《夏书》曰： ‘遒人以木铎徇于路，官师相规，工执艺事以谏。’正月孟春，于是乎有之，谏失常也。”歆本人与《左传》有着一种特别的情缘，校秘书时甫见古文《春秋左氏传》，即“大好之”。“初《左氏传》多古字古言，学者传训故而已，及歆治《左氏》，引传文以解经，转相发明，由是章句义理备焉。” 《左传》作为后出的古文经，刚开始根本不能与《公羊》《榖梁》相提并论，前辈学者惟专注于训释“古字古言”而已，至歆始以之发明经义，使其具备了“章句”和“义理”。
其后歆为了给左氏一书“正名”可谓奔走呼号，不遗余力，甚至为《左传》不得立而“移书责让太常博士”，遭大司空师丹奏其“非毁先帝所立”，结果从日近龙颜被下放至地方作“补吏”。歆本人于《左传》之深厚感情，可见一斑。因此， 《左传》引已逸的上古典籍《夏书》，提出“遒人以木铎徇于路”，歆虽未言及木铎，但《左》言“遒人” “徇于路”，歆则谓“遒人使者”“巡路”，有极大的可能性是出于对《左传》说的承袭。再者，对于《左传》引《夏书》的这句话，洪湛侯先生认为“可能是政治上的谏诤，未必是专指采诗、献诗，因为紧接着便说‘官师相规，工执艺事以谏。正月孟春，于是乎有之，谏失常也’，文义相接，意思是很清楚的”。从这点来看，则歆之采诗说更是对《左传》的一种发展。其后的班、许二人不论是承《左》也罢，抄刘也罢，都体现出了这种继承与发展。《左传》言“遒人以木铎徇于路”，班固言“行人振木铎徇于路”，许慎言“遒人以木铎”； 《左传》言“正月孟春”，班固言“孟春之月”，都是照抄自《左传》，是很明显的，体现出了继承性。《左传》未明确指出此与采诗有关，班固则明言其目的是“以采诗”，并在《艺文志》中将之发展为“古有采诗之官”；许慎亦明指遒人振木铎的目的是“记诗言”。
此两者都体现出了汉儒对《诗》之汇成说的一种发展与创见。其后的何休发展出了另一种采诗的说法，谓： “男年六十，女年五十无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间求诗。”则负责采诗的人非但不是“采诗官”，反而成了一些孤寡老人。官府派他们去采诗，含有一种借机赡养的意蕴在里面。按何休此语，乃是注解《公羊传》的“什一行而颂声作矣”，《公羊传》的这句又是由传“何讥乎始履亩而税”发散来的。关于这个“颂声”，何休解作“大平歌颂之声”，唐徐彦进一步补充道： “案文、宣之时，乃升平之世也。”宣公“初税亩”，正是“所闻者，谓文、宣、成、襄，王父时事也”，而“于所闻之世，见治升平”。何休以《春秋》 “至此独言颂声作者采诗，民以食为本也”。他批判履亩而税导致“饥寒并至” “贫富兼并”，所以“圣人制井田之法而口分之”。所记“求诗”一事便是附在这个“井田之法”中。徐彦疏云“云是故圣人制井田之法而口分之，一夫一妇受田百亩云云以下，皆是时王之制”，可见他也认同何休的“采诗说”是“王制”的一种。可是“求诗”毕竟跟井田之法无多大关系采诗，彦因解休此番言论是“云井田之义”。宣公时“鲁由此公室卑，三桓彊”，休偏说他“见治升平”； “民不肯尽力于公田”，休释为“宣公无恩信于民”，仍以井田之法为“时王之制”，可见他对井田的法与义的阐发带有一种理想色彩的臆想成分，因此求诗之说被一些学者视作后世解经者语，不足为信。
【参考文献】[1](西汉)司马迁撰，(南朝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史记(简体字本)[M].中华书局，1999.[2](清)崔述撰著，顾颉刚编订.崔东壁遗书[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3]徐元诰撰，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国语集解[M].中华书局，2002.[4]李学勤.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5]钱绎.方言笺疏[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6](东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简体字本)[M].中华书局，1999.[7](东汉)许慎著，汤可敬撰.说文解字今释[M].岳麓书社，2001.[8]李学勤.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9]洪湛侯.诗经学史[M].中华书局，2002.[10]李学勤.十三经注疏·春秋公羊传注疏[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汉儒于《诗》之源流的创见之“采诗说”简论闫 晗文学研究29 · ·
